田同生

    晴朗的夜空，月光洒在地上白花花的，像是下了一场小雪。在距赤道咫尺之遥的乞力马扎罗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挂在一旁的街灯，既近，又亮。这是一处布满火山灰和碎石的陡坡，微弱的头灯照着脚下的路，我们在零点出发，从4700米的基博营地开始向海拔5895的顶峰乌呼噜攀登。

走着，走着，睡着了

   是高山缺氧，还是缺乏睡眠，困倦始终驱赶不去，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脚在发飘，像是在腾云驾雾，这种状态我有些熟悉，似曾相识。终于想起来了，那是2006年7月22日攀登海拔7546米慕士塔格顶峰时的状态。登顶那天天气出奇地好，既没有下雪，也没有刮风，在通向顶峰漫长的路上，插在雪地上那一面面橙色的小路旗为我们做指引。只要你有好的体能和毅力，登顶只是个时间问题。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身体有些发飘，是那种想马上找个地方靠着睡一觉的感觉，直到快要接近顶峰的时候，那种倦意才消失。

   看见我发飘，身后的黑人向导便伸出一只脚来顶住我的脚，又在背上托了一把，才使我站稳。我终于忍不住了，对向导喊着要休息，摸黑坐在一块石头上竟然就睡着了。

   大约是今年1月份的一天，我在北京的家中看电视，不经意间央视4套的一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到了2020年的时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将不会再有雪。对于这条新闻我还是将信将疑，我在2005年5月曾经去过一次东非，从肯尼亚的安波赛利国家公园远眺过乞力马扎罗，那是从一片平原上拔地而起的一座雄蜂，非常壮观，和过去的图片相比，白雪皑皑的山头是逊色了一些，但怎么可能到了2020年就会没有雪呢。后来看过一些网上的帖子，才知道，乞力马扎罗山顶峰那白色的部分，不是雪，而是冰川。到了2020年，即便是那越来越少的冰川，也可能就要从乞力马扎罗顶峰消失了。于是，我就下了决心，赶在乞力马扎罗不再有雪之前去登山。

   5月是坦桑尼亚的雨季，对于登山而言无疑增加了很多的变数。作为业余登山者，是以登顶为目的的，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选择容易攀登的旱季，也就是每年的7月到次年的2月之间，1998年，第一次登上乞力马扎罗的中国人王勇峰和李致新就是在1月份成功登顶的。2002年，以王石为首的中国业余登山队，也是选择了2月份去攀登乞力马扎罗。今年2月，我去攀登了澳洲最高峰——科西阿斯科，因而攀登乞力马扎罗只能放在5月份。

   季节对于登山者的重要性，我是领教过的。3月中旬，我顺着虎跳峡到了哈巴进行训练。尽管哈巴雪山的海拔高度只有5396米，之前我已经攀登过两座6000米以上的高峰和一座7500米以上的高峰，可是，我们正好赶上哈巴刮大风的季节。狂风裹着雪，卷着沙，呼啸而过，不到背风处，即便是一米远的山友讲话也会被风的呼啸所淹没。我被风吹得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虽然戴着防风帽和雪镜，然而裸露出来的脸和耳朵，被风吹得生疼。风还在不停地转变方向，令人无所适从，当你张着大口呼吸的时候，风夺口而入，满嘴都是雪和沙。湛蓝湛蓝的天空下，被白雪覆盖的哈巴雪山顶峰近在咫尺。可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是亮冰，需要绑上冰爪行走，这么大的风，人走在亮冰上最容易发生滑坠。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躲在4900米处一个岩石背后作出了放弃登顶的决定。

   出国登山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花费要比在国内攀登同样高度的山多很多，如果选择的时间不合适，就会在国外滞留较长时间，最为麻烦的是如果这一次没有成功登顶乞力马扎罗，我们还需要去第二次，这样一来，无论是时间。还是花费，都是不合算的。所以，选择最为合适的季节去登山至关重要。

没有雪的顶峰

    一个盹还没有打完，就被向导催促着开始往上走了。

    山上很静，只有登山鞋踩着砂石的声音，以及我们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的声音。

    听不懂黑人向导在说什么，好像是前面有事情发生。绕过几块大石头，来到一块稍稍平坦的地方，前面立着一块木牌，我用头灯扫了以下，上面写着“GILMAN＇S POINT 5681M AMSL”。原来是到了海拔5681米的基尔曼，这是乞力马扎罗山的一个山峰，但不是最高峰。

    明光光的月亮依旧挂在头顶上，站在5600米的地方，星星近的好像随手就可以摘下来。过了基尔曼，我终于看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雪不厚，在上面行走用不着穿雪套，只有那些低洼处或者是背阴处，积雪才稍稍厚一些。迎面一闪一闪的灯光在晃动，有人从上面下来了，走近了一看。是和我们同住一个营地的西班牙人和向导，他是个户外店的老板，一个人来这里登山的，比我们早出发一个小时。

    天渐渐地亮起来了，雪坡上象被镀了一层橘红色，渐渐地，脚下也有了长长的影子。回头望去，一轮朝阳刺破迷雾正冉冉升起，身后是一幅日照金山图。我行走在通往顶峰的山脊上，左侧是很陡的雪坡，右侧就是环形的火山谷。

    猛然间，胃开始不舒服，一阵绞痛，接着一股酸水直冲喉咙，哇的吐在雪地上。嗓子发干，想喝水。但是背包交给了向导，他已经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喊不出声，我只好挥手示意他下来，可是他不明白我的意思，挥手让我往上走。两个人就这么通过手语交流着，终于他从上面走下来了。我从暖瓶中倒出来一杯热水喝了，胃才算舒服一些。

    前一天，我们是从3700米的好伦坡上升至4700米的基博，大约中午的时候就到了营地。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我们选择了常规的可口可乐路线。第一天是从阿鲁萨小镇出发经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马兰谷入口到曼达拉营地（2700米）；第二天是从曼达拉到达好伦坡（3700米）营地；第三天是从好伦坡到达基博营地（4700米）第四天是从基博出发到达乌呼噜（5895米），然后下撤至好伦坡。第五天从好伦坡直接回阿鲁莎。基博是行程中最高也是最后一个营地。营地是三排木板房，全封闭的卫生间，很干净，有顶，有门，也有灯。周围没有任何植被，旁边的几块巨石上躺着晒太阳的背夫，我带了路餐爬上巨石上面，边吃边晒太阳。营地很热闹，有一群年纪很轻的的白人正收拾装备准备往下撤，到底是年轻人火力壮，小伙子小姑娘们只穿个人字拖鞋和T桖短裤，着看来他们是从顶峰上下来不久，也有初来乍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准备在半夜里开始往上攀，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味道。下午休整的时候，我在营地管理员那里看到了登山者的登记簿，那些年轻的白人都来自美国，年纪大约是18到20岁上下。翻阅登记簿的时候，我还看到上面有几位中国登山者的名字，他们是今年2月份来登山的，有北京的王勇峰、王秋杨，广州的孙冕，还有成都的肖梦萍。

    晚饭是吃方便面，还有带着的鱼罐头，不是太对胃口。草草吃了一点，便收拾装备，然后开始躺在睡袋中迷糊，可能是我平时习惯晚睡，现在七八点钟就躺下翻来覆去怎么也不睡不着，隐隐约约感到头也有点痛，那是缺氧引起高山反应，爬起来打开药包找了两片阿司匹林吃了后又躺下了。好不容易迷糊着了，猛然听到有人进屋了，而且动静还很大。眯着眼睛看了一下，是我们在好伦坡认识的那个加拿大女孩，人长的得很壮实，在法国念过几年书，现在没有工作，一个人来非洲已经玩了两个月，中午在营地还看到过她，后来就不见了。她用手势向我比划了一下，我明白了她是刚刚从顶峰下来，原来她下午没有休息，一个人直接去登顶了，真猛。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半钟。加拿大女孩收拾了一阵子，就钻进睡袋了。她这么一弄，我就更加睡不着了。又过了一小时，向导送来了开水，早餐是饼干。没有睡好觉，自然没有胃口，只是喝了点开水，吃了自己带的几片巧克力威化。

    就靠着胃里那么一点东西支持着我走了6个半小时。路上的雪越来薄，接近顶峰的时候居然都是碎石，没有丝毫的雪，顶峰就是碎石路的尽头，站在没有雪的顶峰上，我丝毫激动不起来，是谁谋杀了乞力马扎罗的雪。我知道乞力马扎罗，是因为读过海明威的那篇《乞力马扎罗的雪》：“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放下手中的雪杖，小心翼翼地取出五星红旗，迎风将它展开，我的眼睛湿润了。2007年5月3日坦桑尼亚时间7点钟（北京时间12点钟），五星红旗在非洲最高峰飘扬。

我的SEVEN SUMMITS

    至此，攀登7大洲最高峰的梦想，我已经实现了两个，接下来便是向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挺进。

    在乞力马扎罗顶峰待了将近15分钟后，我们便开始下撤，当晚到达3700米的好伦坡，这一天，走了整整17个小时。躺在营地的木屋里，我和此次共同登顶的深圳山友陈俊一起勾画着下一次攀登从何时开始。登山是一件让人很容易上瘾的事，往往是刚登完一座，便开始着手筹划着下一座。我们这次能够成功登顶乞力马扎罗，运气占主要的成分，五天时间里没有下过一场大雨。我们把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的计划安排在今年的8月，那是登顶的黄金季节。

    从非洲回国后，我在深圳见到王石，和他提起8月份去厄尔布鲁士的事情，王石说：“厄尔布鲁士要比乞力马扎罗的难度大，不能就这么随便去了，金飞豹不是要去吗，你可以和飞豹联系一下，一起去。”王石说的金飞豹是一位云南的职业探险家，2006年5月曾经和他的哥哥金飞彪共同登上珠穆朗玛峰，现在正在实施“全球9大极点”活动，即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

    金飞豹刚好要来北京，准备去美国攀登北美洲最高峰——海拔6194米的麦金利峰，于是我们约着见了一面。我和飞豹不曾见过，只是有一次在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中看到他在讲述关于60年前老照片的故事，人长的胖胖的，圆圆的脸，笑眯眯，很随和。我们没有喝酒，只是要了两壶绿茶，聊了很多，有登山的，奥运的，展览的，出版的。

    我们约好在8月下旬一起去俄罗斯，去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

    曾经有人问我，你的登山念头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始于2002年7月我对王石的一次采访。当时，王石刚刚登完北美最高峰——麦金利，给我讲述了他攀登麦金利的故事。不过当时，我在王石眼里不过是个书生，所以他建议我先去北京周边的司马台长城和箭扣长城走走，然后再说别的。2006年5月当我在拉萨八角街的玛吉阿米餐厅见到王石的时候，他举起手中的尼康数码相机对我一阵猛拍，说：“登山后的田老师变化太大了，以前还有囊囊肉，现在一副户外运动家的形象。”